司法公开样本：浙江百家法院测评高院居末

　　“浙江高院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，让第三方机构独立地开展测评。对测评什么、怎么测评、测评结果不做任何干预。”

　　“他们的胆子太大了”，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田禾说。

　　2013年4月，田禾所在的调研室接受浙江省高级法院的委托，对浙江全省103家法院的司法公开情况进行了测评。调研开始后，浙江省高院直接把集控中心的后台密码给了她。

　　集控中心是浙江全省法院的信息集聚中心，汇总了758万个案件全部办案流程的23亿项信息点，85万件庭审录音录像资料和所有已归档案件的电子卷宗。

　　田禾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，就可以随意调取这些信息，“浙江高院的胆量让我钦佩”。

　　12月9日，测评组发布了立案庭审、裁判文书、执行公开3个主要板块的测评结果。令人吃惊的是，在立案庭审排名中，浙江高院在全省若干家法院中，排名最末。

　　“我曾想，要不就把高院从全省排名中剔除，但高院的领导说最末就最末，最末说明有问题，有问题就改”，田禾说。

　　“没有数据很难办”

　　社科院法学所已连续3年针对全国法院开展司法公开测评，今年初接受浙江高院委托前，田禾本不愿接下这个调研项目。

　　此前，田禾曾到一个大城市的基层法院请求阅卷调研，法院领导本已答应她，但调研当天，却告诉田禾“档案室恰好昨天装修，不能开放”，转到另一家法院，又被告知，“管档案室的人出差了，并带走了钥匙”。

　　随着浙江调研逐渐展开，田禾开始感觉这次不太一样。

　　浙江高院副院长朱深远介绍，在课题组开始测评前，要求全省法院做到“四不”，即不提前通知、不做动员、不做提示布置、不告知测评科目。

　　“浙江高院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，让第三方机构独立地开展测评。对测评什么、怎么测评、测评结果不做任何干预。”他说。

　　“全国性的数据可以在《中国法律年鉴》和最高法院的相关公告中查询，地方性的数据恰恰是目前法学研究中最缺乏的”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说。从2007年开始，朱景文带领团队发布了4份《中国法律发展报告》，进行法治发展的数据库和指标统计分析。

　　“全国每年审理的案件超过一千万，但在各地区间怎样分布，这个数据始终没有公开”，他说。

　　朱景文目前也在承担一项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——法治指标创新研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。“很多工作如果没有数据很难办”，他说。比如司法财政就是一个公开得不太明确的领域，“现有的数据来自《中国统计年鉴》，但其中的数据是公检法司等部门数据的总和，看不出法院、检察院每年单独的投入是多少”，朱景文说。

　　今年，最高法院开通了中国裁判文书网，并颁布了关于裁判文书上网的新司法解释，这让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海波觉得，“对于司法公开，法院这次是来真的了”。

　　他作为最早一批登录者，一直在关注中国裁判文书网，但他对每份文书之后的公告存在异议。公告中严禁任何个人和单位利用数据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，“但法理上说，公开的裁判文书应该允许公众自由使用，包括与一些商业机构合作，由其对数据进行加工”，他说。

　　司法公开相对封闭

　　调研组对浙江法院阳光司法的指标测评分为5个部分，即审务公开、立案庭审公开、裁判文书公开、执行公开和保障机制，其中审务公开和保障机制部分尚未完成，将在明年2月公布。

　　此次公布的立案庭审、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公开中，立案庭审被认为与司法公正关系最为紧密，占总权重的35%，另外两个项目各占20%。

　　但在这份权重最高的项目中，浙江高院却仅得了44.8分，位列最后一名，较第一名舟山市中院差了32.7分。

　　“我们高院本身在测评后整体排名不理想和部分板块落后，我们坦然面对，如实公布。”浙江高院副院长朱深远说。

　　“虽然测评分数比较低，但我有足够的自信。浙江法院的司法公开在世界上是相当领先的，国外在公开部分裁判文书上做得比较好；浙江法院对司法全过程的公开做得好不好，我非常有自信”，浙江高院院长齐奇说。

　　浙江省相对发达的经济保障了法院的庭审公开，有81.6%的法院配置了同步视频室，实现庭审全程同步录音录像。调研组从浙江高院集控中心调取了数据，有4家法院在2012年实现了100%的庭审录像率。

　　然而，103家法院中在网站设置庭审录像栏目的却不多，能够经常发布最新庭审录像的则少之又少。调研组发现，全省仅有13.6%的法院能够通过自身门户网站，公开至少一件2012年12月以来的开庭庭审录像。

　　开庭公告也被调研组认为公开情况不理想。在全部法院中，只有40.8%的法院在开庭前3天，通过法院网站公布了开庭公告。个别网站截至调研结束，也只发布过一批开庭报告。

　　调研组发现，司法公开“下级法院要好于上级法院”。在测评结束后，浙江高院追加了4300多万元下发全省，“我觉得报告中80%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”，浙江高院副院长朱深远说。

　　田禾觉得，同政府的信息公开相比，司法公开仍处于相对封闭状态。

　　“今后应该进行对司法公开状况的公开，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就很好地借鉴了国外经验，要求对政府信息公开状况进行公开，法院也应该在规定时间内公布每年度的司法公开报告”，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海波说。

　　最高78.9%，最低0

　　新的司法解释规定，法官应当在裁判文书生效后七日内完成技术处理，并提交本院负责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专门机构，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。

　　这一司法解释将在明年元旦后施行，调研组在对浙江法院进行测评时，旧司法解释仍然生效，按照旧有规定，“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，应当自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。”

　　但田禾采用的标准是裁判文书作出后的三十日内就应当上网。“判决书生效的前提是送达当事人，现在人口流动性大，或者当事人住在偏远农村，那么判决书很可能长期‘送达不能’，法院也就可以借口不予公开”，她说。

　　对判决书公开的测评从今年4月15日启动，到6月19日结束。一开始，测评组到各个法院的网站上去“逐个数”，工作量过大，“一个星期只能数完一家法院，后来我们委托社科院开发了一个计算机‘爬虫’程序”，报告的执笔人之一、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吕艳滨说。

　　调研人员在“爬虫”程序中输入几个关键词，不符合关键词要求的判决书就会在检索时自动跳出，比如有的判决书没有抬头、没有落款。

　　调研组发现，不少法院公开判决书的时间没有规律，随机性强，往往几个月集中发布一批，有的则是在测评前一两个月集中发布了大批判决书。

　　调研组统计了2012年12月24日至2013年6月11日法院上网的判决书数量，发现上网率最高的达到78.9%，最低的竟是0。

　　而103家法院的平均数，“是30%左右”，田禾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。

　　造成判决书上网率低的原因不是技术，因为在浙江省高院的集控中心，可以搜索到浙江全省所有已作出的电子版判决书。

　　浙江高院院长齐奇介绍，浙江高院集控中心依托法院内网和信息管理系统，已汇总了758万个案件全部办案流程的23亿项信息点，85万件庭审录音录像资料和所有已归档案件的电子卷宗。

　　“关键原因在法官个人，有的法官一年办300件案子，有的判决书错字很多，有的甚至是书记员代写的”，田禾说。

　　在裁判文书公开的测评中，法院之间的分数差距很大，成绩最好的温州市瓯海区法院拿到了63.021分，最差的临海市法院则只有5分。

　　“这次我们还只是做了形式审查，也就是只要公开了就可以得分，而不管其公布的判决书质量如何”，田禾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到明年，调研组将从形式审查转入实质审查。

　　事实上，这一次调研组已进行了一部分实质审查的工作，比如阅卷。在随机抽取的案卷中，调研组仔细查看了笔录，“看法庭有没有组织质证”，田禾说。再比如对判决书说理性的审查，今后的“爬虫”程序中将加入体现法官说理性的关键词。